——评飞达国际有限公司股东离婚

题记

一起离婚案件内地、香港法院两地同时审理

却分别得出1600万和3.7亿的财产分割判决

为何中国内地与香港法院的判决有天壤之别

应如何理解和看待中国与香港两地的司法制度

法律要点

为何同一案件，内地、香港判决大相径庭？

在举证问题上，内地与香港法院的法律有何不同？

为何最终香港法院认可了深圳法院的判决？

《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修订条例》（2010年）的核心是什么？

涉港离婚案件，如何选择管辖法院？

什么样的人在香港可以申请经济济助令？

内地法院能否支持牛玲分割“8亿”财产的请求？

对于经济济助令制度，香港是否已有判例？

前车之鉴

港法官的素质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移民海外，如何考虑婚姻和财产安全？

一、故事简介

（人物、公司为化名；案情全部来源于公开媒体资料，如有失实之处，敬请原谅）

    不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广东，涉港婚姻并不罕见，涉港的离婚案件也不是新闻。　

    香港律政司黄仁龙司长指出，由2006年起，在香港注册的婚姻中，每年约有30%夫妇其中一方来自内地。可见，涉港的婚姻案件数量不在少数；香港专业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张律师也指出，内地香港跨境婚姻约自2000年起急增，现时他处理的离婚个案中，就有近70%是两地婚姻。

    不过，有这么一起离婚案件，一审女方先在香港起诉、男方后在深圳起诉。最终，深圳和香港分别作出了女方分得800万和分得3.7亿的两个炯然不同的判决。在不同的地区，女方可以分得的财产竟然出现如此的天壤之别！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起案件直接引发了香港立法的修订，同时引发了两地法学界和财经界焦点的关注！这起案件，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真实故事！

    上市公司前副总，二个离婚官司引起的“故事”

    今天说的案例男主角叫柳兵，女主角叫牛玲。

    柳兵是飞达科技国际（HK-00XXX）的前副主席。牛玲是他曾经的妻子。

    1988年，柳兵25岁，任职于深圳某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这一年，委员会决定要组建传呼台，柳兵考虑了两个月以后，决定转入当时称为虎啸的传呼台。这是他进入这一行的开端。

    1992年，柳兵与牛玲登记结婚。这一年，不仅是他收获“婚姻”的一年，还是他“下海”创事业的一年。当时的他，虽然有事业初成的兴奋，但柳兵却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当时所处体制存在的束缚和缺陷。因此，也是在他结婚这一年，他辞去了在深圳某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选择“下海”！

    1992年3月，柳兵与身为香港互联网与通信业联合会主席、原光大银行的财务总监一起创办并打造“飞达”这个公司和品牌。经过辛苦努力，飞达的“一呼天下应”的广告词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极有号召力的品牌。很多人才纷纷加入，就连马化腾也曾是该公司软件开发事业部的员工，后来才从“飞达”出来创业，创办了无人不知的“腾讯”公司，开展ICQ在线业务。

    柳兵和牛玲婚后次年，双方生育了一个儿子。

    经过不断的发展，柳兵的事业越做越有成绩，公司业务也从传呼服务起家，迅速成为当地传呼服务行业的知名企业，业务收入也有惊人的提升！1997年10月20日，柳兵通过和境外公司的合作运营，使飞达科技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其间，柳兵带着妻儿移居香港，取得了香港的居住权。

    2000年，柳兵和牛玲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同年的3月21日，深圳润迅通信发展公司及其香港上市公司飞达科技国际有限公司，开始了它重组、分拆的进程，准备整合转型为互联网公司。分拆转型出来的公司叫做新飞达公司。柳兵宣布飞达公司经过战略转型，通过和多家公司合作，成为一家提供网络建设和增值服务的综合性通讯集团。

    但随着传呼业务的消亡，2004年柳兵与另一公司发起人彻底分家。“飞达”拆分为飞达科技集团和飞达控股公司。柳兵不再介入“飞达”的任何经营，“飞达”的业务通通由另一公司发起人自负盈亏。由于公司面临“精减”的压力，作为公司高管的柳兵起到了“表率”作用，2004年4月，柳兵辞去集团副主席的职务，但仍然拥有集团的大量股份。

    柳兵夫妇在香港和深圳都有住所，从2003年开始，柳兵越来越多地忙于内地的工作，就长期在深圳居住，牛玲独自在香港照看两个儿子。随着分居时间的增多，柳兵和牛玲的感情也起了变化。

    2006年5月，牛玲向香港家事法院起诉，要求和柳兵离婚。

    柳兵作为上市公司飞达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如何确定股份归属和收益是离婚官司的焦点。

    2006年9月，飞达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公告，在公告中称“Mid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乃由柳兵先生实益拥有约50%权益及其配偶牛玲女士实益拥有约50%权益。柳先生及牛女士均并非董事及／或本集团之高级管理层。”[金融界：http://hk.jrj.com.cn/2006/08/020931364378.shtml ]不过，在公司公告中，明确“牛玲女士则为家庭主妇”[ http://auctions.chinamotion.com/big/invest/anno/a20040512.pdf ]。

    2006年10月，柳兵也来到深圳的法院，要求和牛玲离婚。

    同一对夫妻要离婚，既然已经在香港打官司了，还需要在深圳打官司吗？夫妻俩的主要财产是股份，公司是在香港上市，一般人肯定得出“在香港离婚打官司方便”的结论。

    “香港已经立案了，深圳的法院没必有再受理”，牛玲这样认为，因此，牛玲向深圳的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深圳无权管辖这个案件。

    几个月后，牛玲的异议被深圳法院驳回。深圳的法院认为，香港是司法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在管辖的问题上，香港和内地相当于境外和境内的关系，只要还没有判决结果就不存在冲突，更何况柳兵长期在深圳居住，他向深圳法院提出离婚要求，法院当然可以受理。

    于是，柳兵和牛玲的离婚案，就在香港和深圳同时进行审理。

    漫长的诉讼官司，导致“变化多端”的判决结果

    内地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离婚案件一般一审采用普通程序的话，审限是6个月。因此，深圳法院的官司审理进程要比香港快。而内地的法院采取的是二审终审制度，即一个离婚诉讼，即经过一、二审，二级法院审理即终结的制度。因此，2007年11月，深圳市中级法院就做出终审生效判决，柳兵和牛玲离婚，由柳兵抚养两个孩子，柳兵和牛玲平分价值共计3200万元的财产。

    尽管牛玲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多次提出柳兵通过赠送股份、房产等方式转移、隐匿财产，但苦于没有收集到充分的证据，以及涉及第三人权益等客观原因，法院没有支持牛玲关于“共同财产有数亿”的主张。

    再说香港法院，虽然牛玲先在香港起诉离婚，但经过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8年5月，香港家事法庭才做出一审判决。两个孩子仍然归柳兵抚养，但财产分割却和深圳的结果有了天壤之别：柳兵要和牛玲平分价值近8亿元的财产。法院认为，法院有理由相信，柳兵和牛玲拥有8亿元家产，如果离婚，牛玲有理由得到近4亿元的赡养费用。

    香港家事法庭的裁决结果出来后，柳兵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提交了反对意见，要求香港认可深圳做出的离婚判决。而高等法院面对深圳中院和香港家事法庭炯然不同的判决，如何处理柳兵起出的上诉请求，在高等法院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法官认为，柳兵提起上诉是为了“操纵诉讼”，选择有利自己的深圳法院判决，阻止妻子公平地获得财产，为了维护妻子的利益，应当裁定柳兵败诉。但上诉庭另外两名法官指出，《婚姻诉讼条例》订明香港法庭须承认香港以外的离婚判决，虽然香港法庭可行使酌情权不跟随有关规定，但本案并无特殊情况促使法庭行使酌情权，因此应跟随深圳法院判决[香港星岛环球网http://www.stnn.cc/hongkong/200906/t20090618_1048966.html]。香港的《婚姻诉讼条例》中规定，香港法院承认其他地区先做出的离婚判决，虽然深圳立案在后，但判决结果确实比香港早，香港法院应当承认深圳法院的判决。

    按照香港的审判规则，上诉法庭的法官在处理上诉案件时通过投票来表决。2009年6月，三名法官以2比1做出裁定，支持了柳兵的要求，推翻了香港家事法庭的判决，承认深圳市中级法院的结果。

    不过，上诉庭还指出，根据《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任何跨境离婚个案一经外地法院作出判决，香港法院须予以承认，并无权再就财产分配及附属济助事宜进行处理，此情况有可能构成严重司法不公。上诉庭建议当局考虑尽快修例，容许香港法院处理该等“海外”离婚牵涉的本地财产。

    与内地两审终审不同，香港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经过了家事法庭和上诉法庭的审理，牛玲向香港终审法院提出终级上诉。

    根据香港法律，终审法院审案由5名法官组成。

    2010年12月13日终审法院的裁决、2010年12月14日，香港终审法院的五位大法官以3比2驳回了牛玲的上诉。

    持大多数意见的法官指出，由于夫妇双方长期与内地有联系，内地法院是他们申请离婚的理所当然的诉讼地。终审法院同意上诉法庭的决定，认为妻子并没有被剥夺权益，因为她可以就深圳离婚诉讼重开案件，以处理深圳法院尚未考虑及分配的家庭资产。

    不过，终院某常任法官则持另一看法，该法官批评柳兵全心操控整个离婚程序，故意令牛玲以为离婚诉讼会交本港法院处理，并向深圳法院隐瞒其他物业。该法官认为，牛玲处于弱势，承认一宗由柳兵操控下促成的离婚，对牛玲极不公平，故判牛玲上诉得直。但由于只有两票，因此最终该观点没有成为生效判词。

生效的终院判词指出，本港可参考英国1984年的法案修例，容许本港法院在外地颁下离婚令后，仍有酌情权在合适的情况下处理赡养费命令等附属济助。《婚姻诉讼条例》列明，除「明显地有违公共政策」的情况外，本港法院会确认外地的离婚。由此，终审法院维持2009 年的裁决，并承认深圳法院在2007 年颁下的离婚令。

    终院表示，除非有违公共政策，否则香港法院会承认深圳的离婚令，牛玲有派律师代表参与深圳的诉讼，亦保留再次分配财产的权利，故承认深圳法院的判决不会对她构成不公，而且二人一经深圳法院宣告离婚，香港法院便无司法管辖权处理他们在港财产。给这起历时四年多的离婚案，划上了句号（该案名称为：XXJXX一案，高院婚姻诉讼2006年第1X号，民事上诉案件2008第XX号；该案在香港终审法院的编号为：FACV XX/XX主审常任法官为终院常任法官）。

    由此，终院5位法官最终以三比二票数，驳回牛玲的上诉。

    三审终审后，柳兵的代表律师即发布声明表示，柳兵对获判胜诉感到开心，裁决反映了国际法律互相认可的重要性，由于在深圳的原判决是基于完整及公平的聆讯，双方获专业法律人员作代表，已获公平处理，故此终审法院维持上诉庭承认深圳法院早前离婚判令的原判。

    大相近庭的判决，意外触动香港“新例”的修订

    2010年12月15日，也就是香港终审法院公布牛玲和柳兵的离婚案结果的第二天，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修订条例》。根据新例，与港人相关的境外包括内地法律机关的离婚判令，以及因夫妻在境外离婚所出现的财产、赡养费纠纷的判决，均获香港法律承认。但是，只要任何一方在港居住，即使在境外离婚，其配偶可向香港法院申请经济协助。但如提出申请的一方已再婚，有关申请即时无效。新例亦订明香港法庭批出许可后，如觉得申请人或其家庭子女需获经济协助，香港法院可发出经济协助临时令。

    这就意味着，在境外离婚的配偶未来可在港“分身家”。律政司司长黄仁龙预期，即使新例落实，亦不会对现有资源带来影响。媒体以及香港业内人士都乐观地估计，该法例修订后，香港不会大幅度地增加因认可域外裁决效力以及经济济助令颁令而引起的诉讼案件。

    黄司长指出，政府亦曾经咨询过司法机构、大律师公会、律师会、家庭法律协会和法律援助署，请他们就这条例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后，估计根据条例草案提出的申请数目提供意见，有关团体表示他们没有相关资料，实际上亦无法作出任何估计，但他们估计引入有关法例并不会对现行的资源带来任何重大的影响，而司法机构则表示有关案件数目可能会增加。黄仁龙强调，如果在条例草案通过生效之后，出现大量的申请个案，当局一定会透过既定的资源分配机制寻求额外的资源，以应付需要。

    而根据修订前的法例，港人与其配偶在境外其他国家地区申请离婚，基于香港与海外其他国家地区没有离婚判令互认制度，即使任何一方在境外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区取得离婚判令，亦不可向香港法院申请经济协助及追讨赡养费。

    该法令颁布后，有媒体评价说，牛玲和柳兵要分割的财产，有可能从3200万元再变回8亿元。但最终结果是什么呢？牛玲在内地要求分割财产以及在香港申请经济济助令会面临如何的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笔者收集到的最新涉案新闻是2011年[《润迅前高层杨军入禀港高院 促前妻牛玲分豪宅》，摘自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11-01/30/content_21845570.htm ]元月，柳兵反入禀高院，要求法庭宣称，他也拥有其前妻以2间公司持有的豪宅渣甸山名门一个物业的一半业权，要求禁制有关物业的转让与出售。但进一步关于牛玲是否行使经济救助的申请，目前尚无发现最新公开媒报。

二、法律要点

（一）为何同一案件，内地、香港判决大相径庭

    可能很多朋友要问，虽然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不同，但法律制订的追求目标都应该是公平和正义。为什么同一案件，不同地方审理，判决结果相差有如此之大的距离呢？

    笔者2009年10月在香港参加“香港与内地婚姻法研讨会”时，有幸与香港家事法庭朱佩莹主任法官以及代理该案一方当事人的叶巧奇大律师会谈，特别是朱法官讲述了站在香港家事法庭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一案件的，而她本人，也是审理该案的法官之一。而在开会当时，柳兵与牛玲的案件，终审裁决还没有结果。

香港与内地法律制度不同。香港采用的是“判例法”即“法官造法”，案件审理时强调法官的“自由心意”。比如，在该案审理时，涉案的很多物业、股权的登记都不在当事人名下（比如，登记在当事人母亲的名下）。但如果法官认为，作为普通职员的母亲，不可能也不该可能拥有价值数亿的财产，因此，法官对于当事人的家庭状况了解后，可以有足够理由对母亲能否拥有这么多财产进行合理怀疑，并可以传唤母亲到香港法庭上庭“聆训”，听取母亲对自己名下财产来源的陈述。如果母亲的说法荒谬或拒不出庭，法官可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判决。

但，中国内地的法律不可能这么“人性化”，内地法律属于大陆法系，判案讲究依据法律条文，法官不可自由“造法”。而法院审案讲究“法律关系”，案外人名下的财产一般不能在离婚案件中，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审查的对象。如果夫妻一方认为，登记在案外人名下的财产实属夫妻共同财产，可另案起诉要求分割。

正是由于两地法律制度和法官权力的巨大不同，才直接导致1600万、3.7亿的两个天壤之别的判决！

（二）在举证问题上，内地与香港法院的法律有何不同

    以牛玲和柳兵的离婚案为例，深圳法院认为，该案柳兵与牛玲夫妇可以直接在该案中分割的财产只有3200万元，而香港法院却算出来的有接近8亿！正是因为在取证阶段，内地和香港适用的方法不同。内地的方法是谁主张谁举证，而香港则是一方主张后另一方进行反驳。相比较而言，在香港打官司的取证难度更小。

    比如，在深圳法院的离婚案是由柳兵提出的，一般情况下，他要求分割多少财产法院就分割多少，不会主动追加，这是遵循内地法院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而来的，即法院“不告不理”，原告不主张，法院不受理。如果被告要追加财产分割，不仅要反诉，而且要举证属于同一案件有直接的关联性，并要预交诉讼费。即牛玲如果认为两人的财产不止3千万，且柳兵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就需要提出证据来证明，法院不会主动查证。香港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不管是谁提出离婚要求，夫妻双方都需要填写“经济状况陈述书”，申报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陈述不满意，不用提交证据，可以直接要求对方补充。涉及到公司、股票等复杂经济情况时，法院还会主动查证，聘请会计师进行评估。

    此外，内地离婚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案件涉及虚假诉讼、或仿造证据。以至于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时，还专门有一条针对虚假诉讼、仿造证据的处理条文（后在终稿时被拿下）。但在香港，普遍性的虚假诉讼现象几乎不可能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虚假陈述的后果很严重，一旦被法庭发现，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涉嫌转移财产的一方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转移财产，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无法自圆其说，法院就会倒推回三年前，以当时个人拥有的财产为准进行分割。也就是说，牛玲只需要提出质疑让柳兵“自证清白”，柳兵的解释不能被法庭接受时，就以柳兵2003年的个人财产为基础进行分割。牛玲2006年提出离婚，倒推三年是2003年，柳兵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当时还担任副主席的职位，有8亿元的财产不足为奇，这也是为何家事法庭最终按8亿元财产分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为何最终终审法院认可了深圳法院的判决

    本律师认为，在这起案件中, 香港作为一个准独立的司法管辖区, 是需要服从《基本法》这个大前提的，因此，才会有上述最终的裁决。

    在本案中, 香港终审法院的5位法官也仅仅是以3比2的比例, 勉强通过维持上诉庭的判决，表面看有些牵强，似乎对牛玲不利，但《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修订条例》2010年修订后，香港地方法院虽然会认可内地法院的裁判，但由于赋予了未再婚当事人一方“经济救助权”申请的权利，因此，香港法官有更大的依据酌情处理当事人的诉请，哪怕他/她的离婚及财产处理已在内地（他国）处理，但香港法官认为仍不公平，依然可以判令经济济助，从这一点上来说，事实上，香港在赡养费方面的法律制度更加的完善了！

（四）《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修订条例》（2010年）的核心是什么

    笔者认为，该条例的核心有二点：

    其一、香港法院认可他国（地区）的离婚令及附属令。

从香港终审法院的判词来看, 香港法院对于离婚诉讼下的赡养费问题, 很多时候是无法运用其酌情权进行审理的。香港终审法院得据判词指, 柳与前妻均为中国公民、同在深圳出生及结婚, 根据《婚姻诉讼条例》, 凡任何外地离婚, 任何一方配偶常居于该地或为该国国民, 除非本无婚姻关系存续、或其中一方未获得参与法律程序, 及离婚有违公共政策外, 本港须承认该国法院颁下的离婚令及赡养费命令。因此根据这份终审判决的意见, 除非

（1) 本无婚姻关系存续;

（2) 其中一方未获得参与法律程序; 及

（3) 离婚有违公共政策外

    香港的法庭都必须承认其他国家法院的离婚及赡养费判决。

    其二，香港法院可受理当事人一方的“经济济助申请”。

    即，即使当事人（如牛玲）的离婚案件已经他国（地区）离婚令或其它法律文件解决，但只要符合香港的管辖条件（比如，一方在香港工作、生活，或与香港有“密切”联系），香港法院要酌情作出申请人要求经济济助的判词。

（五）涉港离婚案件，如何选择管辖法院

    因为法律的不同，内地和香港的判决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那么，内地人和香港人离婚时，如何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呢？香港叶永青&稀莲达律师行的合伙 人叶永青律师是笔者的好朋友，也是多年的业务合作伙伴，她是国际家事法律互助协会的成员，经常处理跨国、跨境婚姻案件。叶律师认为，处理离婚案时，香港和内地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不一样。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涉及香港的离婚案最好在香港打官司，能更好地保障女性的权利。

    叶律师还指出，内地的法律以结婚为界限，区分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只能分割结婚后取得的财产。而在香港，除非结婚的时间很短，才会区分夫妻的个人财产，否则的话，离婚时分割的是两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不管婚前还是婚后取得，也不管各自贡献的多少，分割的基本原则是在一人一半的基础上给予恰当的“膳养费”。这个膳养费和内地的赡养费在文字上不同，含义也不一样，是指保持日常生活需要的费用。多少膳养费算恰当，要看双方的年龄，日常家庭生活的开销，还有今后生活的需要等，目的是为了保证离婚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方仍然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没有婚前约定，丈夫越有钱，赚钱能力越强，结婚后让妻子过的生活越好，离婚后支付给妻子的膳养费就越多。

（六）什么样的人在香港可以申请经济救助令

    叶永青律师指出，申请经济济助令的前提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离婚，对财产的分割导致一方生活困难，申请时双方都没有再婚。婚姻中的任何一方是香港人、在香港居住或者和香港有密切关系，所谓密切关系包括在香港有房产、在香港工作等，生活困难的一方就有资格向香港法院提出经济济助令。

    在香港，经济济助令是事后的保障机制，提出申请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法院支持。与其事后补救，不如在决定离婚时就做好选择。叶律师建议，内地人和香港人离婚时，不妨先咨询律师，哪边的法律对自己更有利，确定后就尽早在内地或香港提出起诉。虽然也存在内地和香港同时审判的特殊案件，但一般情况下，律师都会争取到管辖权，在哪里先打官司就在哪里进行审理，从而用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保障权利。

（七）内地法院能否支持牛玲分割“8亿”财产的请求

    根据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 牛玲可就赡养费及资产分配, 包括柳兵在港的5,400万元资产及她指杨所隐瞒的8.4亿元深圳资产, 向深圳法院申请重新处理。也就是说, 这个案件在香港的审理已告结束, 但是在内地的审理仍可能继续。如果牛玲有可能证明柳兵在深圳隐瞒了8.4亿元的资产, 则事情可能还未终结。

    但是，笔者在内地从事律师多年，就个人感受来看，除非牛玲有证据证明案外人名下的财产实际上是牛玲与柳兵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否则很难胜出。而要想证明“他人”财产是“夫妻”财产，在不能运用自由心证的情况下去收集“能证明”的证据，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当然，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假如在柳兵亲属名下的房产系通过柳兵的账户出资，则对于出资部分，牛玲当然可以主张等。再如，修订后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认可了“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制度，也可以在此框架下努力争取。

（八）对于经济济助令制度，香港是否已有判例

    实际上，在2010年11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就有了一起类似于经济济助令的报导。根据该报导，香港终审法院当月裁定，一起离婚案中的女方有权获得前夫一半的财产，价值268万港元。法官在终审法院判决书中写道：“对家庭主妇的补偿局限于满足其‘合理要求’所需的金额，显然有失公平且具有歧视性。”以下为报导的部分内容：

    该离婚案的女主角现年47岁，她1996年与香港商人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两人在2003年离婚，婚内未育有子女。2006年，法院判决女方获得前夫财产的三分之一，但她在2008年上诉成功驳回了原判。

    香港终审法院对此案的裁决使得香港的离婚法律与英格兰和威尔士趋于一致——根据2000年一项法庭裁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离婚时女方有权获得配偶一半的财产。

    此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现了一系列前妻获得赔偿数百万英镑的巨额离婚案件。

    伦敦《金融时报》报道，卫达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克•哈珀说：“这的确意味着，香港如今确实可能会变成亚洲的离婚圣地，因为只要一方配偶与香港有重要关系，就能在那里提起离婚。”

    他说：“如果一名企业家在大陆有业务，在香港有财产，其配偶就能很容易地在香港提出离婚。”“还有很多商人在大陆拥有工厂，但妻子和孩子常常住在香港。”

    女方辩护律师彭思杰表示：“终审法院终于重申，对家庭主妇的任何歧视都应取消。”

    他也指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任何对没有工作人士，通常都是结婚妇女的歧视，都将从此一扫而光。　

    随着内地配偶来港定居人数越来越多，两地联姻的夫妻因为配偶收入减少、文化生活习惯差异等问题，引发的离婚个案越来越多。有些两地婚姻个案，男方为了逃避在港离婚被瓜分在港的资产，于是回内地办理离婚，新例可堵塞这种漏洞。

三、前车之鉴

（一）本案法官的素质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笔者记得，2009年曾经参加了一次在香港的培训，由香港中文大学组织的黄江天博士（也是律师）曾自豪地讲过，“香港法官从无贪污枉法”先例！这让我很惊讶！不仅如此，黄博士还指出，香港700万人口中，有8000多位律师，这个数字与比例和上海差不多。但全香港三级法院只有185位（2009年数字）全职法官！这太让我惊讶了！我们上海人数比香港多两倍，但全职法官数至少比香港多十倍吧！

    说起来，香港一百多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直接受贿贪污枉法，这对于内地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内地，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也有副院长级别的法官落马，而香港，不论是终审法院，还是区域法院，居然一百多年没有法官直接贪污落马，着实得让人深思。

    关于法官的任职资格，根据香港的规定，大律师担任十年以上，可以申请做法官。并且，做了法官是基本没有朋友的。如果你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山顶上，看着一个人左手牵着太太右手牵条狗，那么，他很可能是法官。法官虽然一个月只有23万港币，不如一名律师（一名律师可能一天就能赚这个数），但在香港，很明显，做法官不是为了钱。

    香港的法律制度与内地的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二地的实际条件和社会环境。香港的东西也不能照搬，即使在香港很好，在内地也不一定能行得通。但是，学习香港法律的可取之处，作为内地法律人的研究、在立法过程中扬弃吸收，也是应该考虑的。

（二）移民海外，也要考虑到婚姻和财产的安全

    近期，很多媒体都在关注中国富人移民的现状。中国银行和财富研究公司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千万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或已经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2012中国富豪排行榜2012年10月12日揭晓，娃哈哈集团的掌门人、中国的饮料大王宗庆后以630亿元夺回了中国首富的桂冠，而百度的李彦宏和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分别以210.3亿元、504亿元摘得二、三名。而在今年的上榜富豪中，有23位女性富豪。其中，龙湖地产的吴亚军以390.6亿元摘得冠军，而碧桂园的杨惠妍和富华国际集团的陈丽华，分别以277.2亿元和176.4亿元获得二、三名。

    而美国移民局2011年11月的报告显示，申请投资移民美国的各国人数中，中国人占了75%。更有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千万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根据该报告指出，今年共有2,969名大陆公民申请投资移民的EB-5签证，其中有934人获得批准通过。在这个EB-5签证全球总申请人数中，大陆人就占75%。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批准并不代表他们入了美国籍，只是说明他们有资格开始这个程序，但这也代表对全球的富人来说，美国依然是他们的梦想国度，对中国的富人而言，尤其如此。

    根据EB-5计划，外国投资者必须在美投资50万或100万元，并创造至少十个全职工作机会。这些投资者必须通过背景调查，提供财富来源证明，创造并保持十个全职就业职位。如果他们满足上述要求，五年后他们及家人即合于入籍资格。

    报道指出，全球很多富人都申请了这种签证，但中国人绝对是申请人数和获批人数最多的。移民局指出，2011年中国的申请者和获批准者也较过去几年大幅增长。2007年只有270位中国公民申请，161人获得批准，仅占申请和获批总数的约三分之一。

    调查显示，第一大移民目的地是美国，占了40%；其次是加拿大，占37%；新加坡14%、欧洲11%。

    笔者曾代理了一些所谓“富人”的离婚案件，就笔者代理的案件来看，大多数所谓的“富人”家人大多办理了移民换籍手续，有一小部分人持的绿卡。笔者代理案件中，仅有的一小部分亿万富豪没有办移民手续，除了个别实在不愿意移民换国籍外，还有在国内上市的考虑。毕竟，一旦移民，企业就成了“外资”企业，将来谋求上市或谋求不同行业的发展，存在障碍。

    而在大多数的移民人群里，显然对于移民后的财富安全（主要指婚姻变动可能引发的财产安全）大部分移民人士并未关注，特别是财产上处于劣势的女性，她们只是接受男性提供的日用钱、居住在购买的房子里照看子女，而本人几乎没有考虑由于一旦离婚而引发的财产安全问题。

    以本案为例，柳兵和妻子牛玲之前拥有中国大陆护照, 1992年又是在中国大陆结婚, 而随后两人又移民到香港, 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持有香港护照。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离婚时到底是应该在中国大陆法院还是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 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事实上, 双方在两地都发起了诉讼, 而两地法院也都接纳了诉讼请求。于是同样一个案件, 在两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同时审理, 最终判决出现冲突, 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而由于法律制度不同，导致诉讼管辖差异带来的诉讼风险，应值得关注！